近来，如何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、整顿净化教育培训市场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。整顿净化培训机构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，据说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培训机构抢夺了孩子们本应自由、轻松、快乐的课余时间。
“抢跑”所以“领跑”
很多人认为培训机构的红火主要是由家长的焦虑和高期待引发的，其实不尽然。一位朋友向来反对送儿子到培训机构补课，儿子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，可是儿子上高一后没多久，就对朋友说：“爸，给我找家培训机构吧，我双休日要去上辅导课。”朋友很惊讶，原来儿子上学后发现同班的很多同学似乎都是学霸，自己学习能力和他们比差距不小，自信心倍受打击。经过了解，他才知道这些同学暑假早就在培训机构里学过这些课程了。马拉松比赛刚刚开赛，自己已然成了一位苦苦的追逐者。儿子顿时就有了危机感，于是就有了主动要求到培训机构上课这一幕。一位同事也告诉我，她的女儿就读中班，元旦班级演出完回家就吵着要学舞蹈。既然孩子自己有这个兴趣和需求，她也就顺水推舟地把孩子送到兴趣班了。
每个人都有“领跑”的愿望。这俩孩子一个是高中学生，一个才上幼儿园，却都是自己要求到培训机构补课或学习艺术技能的，原因大概都是被周围的“领跑者”刺激的，而所谓“领跑”又多多少少与这些同学的课外培训“抢跑”经历有关，由此自发地产生了参加课外培训的需求。
有“需求”必然有“市场”
校外培训机构层出不穷，培训项目名目繁多，为何这些机构会越来越红火？有需求自然就有市场而已。家长对孩子的高期待，激烈的升学竞争，儿童本身的兴趣爱好，公共教育资源的同一性无法满足个体的学习需要等等，都可以带来需求。这些需求或多或少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：在如此激烈的社会竞争中，你不尽可能让自己变“优秀”，怎么可能站在最后的舞台上呢？只要这样的一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，那么所谓的“减负”，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基于善意却近乎残忍的谎言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最近这些年，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，中心城市和县城，城市中心城区和城乡结合部地区，教育质量的不均衡越扯越大，这实在有些“受益”于所谓的“减负”。发达地区、中心城市、城市中心区教育培训机构相对发达得多，学校虽然减负了，很多学生却没有减负，课余时间都扎到培训机构“增负”去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培训机构事实上成全了一部分人的梦想。相应的，当然也有很多孩子，因为当地培训市场的不成熟或者父母无意识也无力让其上培训机构，而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。也就是说，所谓的“减负”，事实上加剧了地区之间的教育不均衡。
批评一刀切简单化的“减负”，并不意味着这种“减负”给了培训机构可乘之机，带来了培训市场的繁荣。事实上，即便学校教育能够更有弹性，能够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和个性化的帮助，学校教育服务的公共性，教育目标的多样性，教育资源的有限性等都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学习需求。如果说因材施教是最有效的教学原则，培训机构提供服务的买卖性质和服务目标的单一性，决定其恰恰最有可能实践这一教学原则，为每个人定制相对个性化的教学服务，从而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。这大概也是培训机构存在的最大价值，是它作为学校教育补充存在的最大理由。学生负担过重与培训机构火热似乎并无直接因果关系，只要有需求存在，哪怕严禁开办培训机构，培训或补课也会以各种形式存在。
市场净化须“管之有道”
1917年，美国国会宣布禁酒，并且把禁酒令写进了宪法，称为第十八修正案。人们可不管那么多，明着不能喝就偷着喝。没过几年，秘密喝酒就成燎原之势，人们的饮酒量不仅大大超过了禁酒令发布之前，而且酒的价格也越来越高。立法者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反省，1933年，美国国会废除了第十八修正案，酿酒、运输、买卖和饮酒都是合法的，重新开放了酒的市场，但禁止未成年人饮酒，并对借酒闹事、酗酒肇事者给予严厉惩戒，从而顺应了民心民意。如何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，如何整顿培训市场，这个案例可以给我们某些启示。
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，根源还是出在文化意识、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乃至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上，这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。就当下来说，关键还是要办好学校，政府有责任均衡配置包括师资在内的教育资源，办好每所学校，让学生在校内就可以享受到相对优质的教育。教育主管部门要把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，让学校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利安排切合实际的教学活动，能够有可能实施更加个性化的教学和辅导，让多数学生在校内教学中就能“吃饱”。至于培训机构，既然是市场的产物，政府的责任是制定准入门槛和监管条例，明确清晰的监管主体，确保有效实施监管，其他的理应交给市场规律来决定。